导言
2019年12月24日清晨，北京民航总医院的一名女医师杨文被一名患者家属持刀袭击，因伤势过重，经全力抢救无效后于2019年12月25日零时50分不幸去世。事发之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表示对死者的惋惜和对凶手的谴责。2019年12月2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声，此案件不是医患纠纷问题，而是一次严重的刑事犯罪。
对于此案件，杀人者毫无疑问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仅看作一次刑事犯罪可能并无法避免此类更小也更易忽视却又不容忽视的恶劣行为再次发生。因此我们要问：为何医患关系总是成为媒体和社会关注的重点？医患纠纷频频出现的根源又在何处？
本文将从经济学视角思考医患纠纷的成因和背后医疗服务产业的发展现状，并提出几点政策建议。本文第2部分简要介绍了中国医疗纠纷现状；第3部分从微观角度分析了医患纠纷的成因；第4部分则是分析了医患纠纷频频发生的宏观因素；第5部分根据以上分析给出了几点政策建议以供参考。
我国医患纠纷现状
医患纠纷即医患矛盾，根据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朱力教授（朱力，2014）给出的定义，就是指医方和患方两类人员之间的互动关系处于对立、排斥甚至冲突的状态，这种不相容或相互排斥可以是情感上的，可以是行为上的，也可以是二者同时存在的。其中，医方一般是指医疗服务机构 (公立、私立医院) 和医务工作人员 (医生、护士、管理人员、各类服务人员等) ; 患方是指患者、患者家属以及与患者有关联的其他人员。
据统计，近十年来我国医患关系呈现恶化趋势。据央视《新闻1+1》栏目报道，2010年，全国发生的医闹事件达17243起，比2005年多了近7000起。从全国法律受理的医患纠纷案件来看，从2006年到2016年，法院受理的医疗纠纷数量增加了一倍。据知名医疗卫生相关公众号——丁香园对医疗行业从业人员的一项近期调查显示，有85.2%的受访医生表示自己所在的医院或科室发生过患者暴力事件，而只有29.3%的医生表示自己所在的医院后续采取了相关的保护措施。
我国在医患关系紧张的现状下，对于医生的相关保护目前也不如其他国家和地区。美国医院会定期举行相关的袭击演习，对患者和访客进行疏散；台湾2013年通过了《王贵芬条款》，规定对医护人员施暴不可撤诉，最重可处5年有期徒刑；澳大利亚昆士兰州2014年通过相关法案，对医护人员实施暴力者将最高面临14年监禁。
医患纠纷成因的微观角度
从微观角度来看，医患关系中存在医方和患方双方，医疗行业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行业，往往也伴随着一定的风险，患方往往对于医方付出了何等程度的努力难以了解，对于医疗过程中的各类风险也缺少准确的判断。此外，在患方的信念中，医方往往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因此，医患关系可以近似看作一个信息不对称下委托——代理关系。
在传统的委托——代理理论中，委托方不可观察代理人的努力状况，往往通过代理人的工作结果来支付报酬。但是在医疗行业，患方作为委托人在目前医疗制度下不能根据医方的医治结果支付报酬，在谈判时往往处于弱势，而且对于医疗失败结果的风险厌恶性也远高于一般资产。在此类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患方如果家财散尽，却得到了一个家破人亡的结局，患方的悲伤心情无法宣泄，很有可能就会施以暴力或是使用其他手段，甚至恶意揣测医方是否真正付出了努力。
在患方对于医方的弱信任感中，也有一些不良媒体兴风作浪。某些媒体为了吸引眼球，恶意夸大某些从业人员的不良行为，增加医患双方之间的隔阂和矛盾，甚至直接把医患双方至于对立利益的两端。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如果委托人认为代理人与自己的利益不一致，据需要付出额外的信息租金使得代理人与自己合作。于是，在这种影响下，患方向医方“送红包”的现象屡禁不止，在医疗过程结束之后，患方倒打一耙的情况也不少见，这是医患纠纷的另一种类型。同时又一轮的媒体炒作，将医患双方的关系推得越来越远。
此外，“医闹”作为一种患方常用的 “维权手段”，除了“要医院给个说法”以外，往往伴随着经济目的。患方在很多情况下并非察觉不到医学的界限，而是在医院往往采取息事宁人、赔钱了事的做法中，主动选择了“眼盲”。一方面患方为了扩大影响，希望闹得越大越好；另一方面，医方为了各种评级和医院名誉，希望尽快减小影响。在社会舆论中，患方又往往被认为是弱势的一方。这时，谈判的主导权就转移到了患方手中。在患方满足了心理诉求和经济诉求之后中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也相当少，这就导致了“医闹”愈演愈烈。
医患纠纷成因的宏观角度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此矛盾在医疗领域具体表现为，人民对于充分医疗甚至过度医疗的需要和现有医疗服务提供不足、不平衡之间的矛盾。目前，我国正处于新医改和医疗产业化的转型阶段，许多问题在这个关键的转型期被充分暴露出来，医患纠纷频出就是其一。
2017年数据显示，我国每千人医生数量为2.4名，预计2030年每千名中国人的医生数量将达到3名。2017年同期美国每千人医生数量为2.6名。可见我国总体来看，医生数量并不少，但是仍存在结构性供给不足、不平衡的现象。这一问题可以从医患双方的角度进行分析。
对于患方，一方面希望得到最好、最充分的治疗，又不相信小医院的医生能力，这就造成了小病往大医院跑——挤占大医院医疗资源，出现了大医院“挂号难”、小医院门可罗雀的“怪现象”。另一方面，患方又希望花尽量少的钱看好病，大医院往往比小医院更贵。两方面综合，就在某方面助长了“看病难”和“看病贵”的民怨。还有一类较为特殊的患方，由于拥有某些特惠性福利，不用担心看病费用，时不时就在大医院住上十天半个月，这种对于过度医疗的需求，对医疗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对于医方，虽然新医改和医疗的市场化改革给一般群众带来了许多福利，但是近些年来，医生的待遇一直都没有明显提升。一方面，作为刚从业的年轻医生，自然大多数还是希望在大医院得到锻炼、拼搏前程，往往大城市的大医院也更多、更好，这就造成了年轻医生扎堆留在大医院、大城市的现象。另一方面，虽然年轻医生普遍很辛苦，但是大医院有资历的医生、教授往往会比小城市、小医院有资历的医生工作压力要小，这就导致了许多年轻医生也不愿意去小城市的小医院（笔者的主观判断，可能不太准确）。
医患双方都不愿意去小医院，按理来说应该达到了一个平衡。但实际并非如此，大医院的所能提供的医疗资源始终是有限的，能留下的医生往往也只是优秀的少数人；这样一来只有优秀的医生集中在大医院，而能力稍差的医生前往小医院，就越发导致了大医院与小医院的医疗水平差距扩大。由于此种信念，在医患双方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患者也会更信赖大医院的医疗水平，纷纷前往大医院。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医院供给不足、小医院需求不足。
医疗服务的供需矛盾是我国在转型过程中医疗产业结构性失衡的具体体现。这种结构性失衡恶化了医疗行业从业者的工作生活状况、劣化了患方的医疗服务体验、最终激化了医患关系。
政策建议
医患纠纷是存在与医方和患方之间的矛盾，只要医患关系存在，医患纠纷就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是医患矛盾是可以从源头上减少和控制的。根据以上从微观角度和宏观角度两方面的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下几点政策建议：
- 建立医疗过程信息记录制度和健全的医患沟通机制。必要时医方和患方做好沟通，尽量去除医患双方因专业性产生的信息壁垒。
- 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尤其是大病医保。利用完善的医疗保障政策为患方分担风险，避免患方因病致贫。
- 强化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媒体应该自觉推动医患关系缓和，成为医患双方相互理解的媒介。
- 依法治理“医闹”事件。医疗机构作为公共场所不同于一般单位，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对于非法行为要及时制止、依法治理。
- 提高基层医院的医生待遇。如何把优秀的医生吸引到基层去是解决医疗结构性失衡的关键。提高基层医院的医生待遇、减轻年轻医生的工作压力，让更多优秀的人才去基层，更多年轻人愿意做医生，是解决医疗结构性问题的基本路径。
最后，希望医患双方能相向而行、医患纠纷能消失于大众的视野、每一个医生都无悔当初的誓言。希望杨医生的家人能早日走出悲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