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上传的第一篇读书报告，写了有段时间了。。。）
韦伯的研究内容
第一卷
第一章
本书一开始，韦伯就描述了由他的学生，马丁·奥芬巴赫研究发现的社会现象：“大部分商界领袖、资本所有者以及那些现代企业中的高级技工和接受过高级技术和商业培训的职员，基本上都是新教教徒。”——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经济地位和职业选择方面存在明显的社会分层。
在追溯其原因时，韦伯先引述了当时流行的解释：“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宗教信仰并不是影响经济状况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经济状况引发的结果。”这种解释认为，宗教信仰是由社会地位决定的，用唯物主义的说法即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韦伯对于这种说法持保留态度，他试图从另一个方面解释：“受环境因素影响（家庭所在社区和祖辈家庭中的宗教氛围所倾向的教育方式）所养成的智力和精神特质，决定了他们对于职业的选择，随即也注定了他们的职业生涯。”他认为，某一群体的精神特质受家庭环境和宗教信仰的影响，从而对个人的职业方向产生了影响。
通过上面的论述，韦伯确认了这本书研究的重点之一：“对于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的这种差异，应该着重研究他们各自的宗教信仰中固定的内在特质，而不是仅仅观察他们暂时的外在的历史政治环境，从而得出一个最重要的解释。”即重点关注宗教信仰的内在精神特质。
韦伯还对同时代看待新教和天主教诸多差别的一种定式解释进行了反驳。一般认为，天主教有一种“超尘出世”的精神特征，新教则是“俗世享乐”的代表。韦伯举例说明，某些新教教派也有明显的“超尘出世”特征，例如，法国、荷兰的加尔文派，德国的路德宗，英美的教友派，尼德兰和德国的门诺派，还有莱茵河地区和卡尔夫的虔敬派等，而且他们都对当地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极大地推动作用。对于“超尘出世”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看似矛盾的关系，韦伯也给出了如下的解释：“矛盾的一方是理想世界、禁欲主义和宗教虔诚，另一方则是参与资本主义的获利行为，而这对矛盾的双方实际上可能具有亲密的关系。”
在第一章的结尾，韦伯重述了本书的主题：研究宗教的精神特质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关系。对此，他这么说：“如果能够在老式新教精神的某种表述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找到任何内在联系的话，我们决不应该在这些精神声称或多或少含有的唯物主义因素，抑或是它们反禁欲的生活享乐中寻找答案，而应该将寻找的目标定位在它们纯粹的宗教特质上。”
第二章
本书第二章，韦伯开始解释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指什么。韦伯为了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特征，他选择了本杰明·富兰克林作为这一精神的代表：节制、寡言、秩序、决心、简朴、勤勉、诚恳、公正、适度、清洁、镇静、贞节、谦虚。
韦伯在本书中描述的是狭义的现代资本主义，即只存在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本文所述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指在这后一种意义上的概念，它所指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因为显然可以从我们论述问题的方式上看出，我们这里所研究的仅仅是西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中国、印度和巴比伦，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以及在中世纪都曾经存在过。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那些地方的资本主义都缺少这种特别的精神气质。”这种“特别的精神特质”，韦伯的解释是：“它是纯粹为了赚钱而赚钱，从个人幸福和功利的视角来看，它完全是超验的，也绝对是非理性的。人们完全被赚钱和获利所掌控，并将其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获取经济利益再也不从属于人类，不再是满足人类物质需要的工具了。”赚钱成了人们的最终目标，而生活本身则是次要的。
在这里，韦伯隐含地表达了一点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看法，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对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比宗教更强的约束力，是个人不得不遵守的：“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一个浩瀚的宇宙，每个人都生在这个宇宙之中，至少对于个人来说，它是一个人们必须生存于其中而不能改变的秩序。一个人只要介入到市场关系的系统中来，资本主义经济就会迫使他遵守资本主义的行为准则。”
韦伯进一步区别了他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的区别：“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差异并不在于某种赚钱动力的发展程度。对于金钱的贪婪古已有之。”在这里，前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状态，即长期运转的企业对于资本的理性使用，以及理性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形式，尚未成为决定经济活动的支配力量的状态。而这一态度正是人们在适应有秩序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环境的时候，所遇到的最大内在障碍之一。他认为，要发展现代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首先要克服“传统主义”：“当资本主义精神作为一种要求获得伦理认可的生活准则时，它最为强大的对手就是对于那种新环境的态度和反应，我们称之为传统主义。”传统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一种知足的心态：“人并非‘天生’渴望赚越来越多的钱，而是简单地要过一种自己已经习惯的生活，并为了这一目标去赚需要的钱而已。”这种“知足”的心态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拦路虎”，而当资本主义终于越过它时，韦伯又说，人们失去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状态：“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状态在激烈的竞争压力下崩塌了，大量的财富被制造出来，然而这些财富没有被用作借贷赚取利息，而是在一直进行商业投资。老式的悠闲舒适的生活态度被厉行节俭所取代，而正是这些厉行节俭的人赚取了财富成为新贵，因为他们所期望的不是消费而是赚钱，这使得那些想要保持旧有生活方式的人不得不削减他们的开销。”
在第二章的结尾，韦伯强调了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最为重要的是，这场革命的起因并不是由于行业中注入了一笔新的投资，在我所知的几个案例中，整个的革命过程只不过是一些人把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几千马克作为资本而发动起来的；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那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
第三章
在第三章，韦伯论述了不同新教教派对“天职”的看法。在基督教中，“天职”一词蕴含了一种宗教观念，上帝留给人类的任务。对“天职”的理解，可能并非出自《圣经》的原意，而是译者精神的体现。比如路德的信义宗认为，“人们必须接受的神的旨意，每个人都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一法令。”路德的“天职观”表明人们需要“适应”现世的规则，而非重视劳动和积累财富。韦伯认为，路德的职业观存在与太多传统主义之间的联系，即从路德的职业观中无法产生所谓的近代资本主义精神。
而与此相反，加尔文教派的“天职观”代表“了另一种精神”，即对现世前所未有的重视。清教徒开始更加严肃地重视俗世，将现世内生活视为任务的态度。对此，他引用了弥尔顿在《失乐园》中的诗句，“整个俗世横在他们的面前，那里他们可以寻找安息之处，并以上帝为其引导。”
到了这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第一卷就基本结束了，韦伯指出他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宗教改革的直接成果，或者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宗教改革的唯一原因，他只是想研究宗教改革产生的精神特质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对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了影响。”无论如何我们无意坚持一种愚蠢而教条的论点，即资本主义精神只可能是宗教改革引发的某些效应的产物，或者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宗教改革创造出来的。众所周知的是，某些重要的资本主义商业组织形式比起宗教改革来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反驳那种观点。“最后，他提出了第二卷的研究计划：1.确认宗教信仰和职业伦理之间的“亲和性”；2.宗教运动如何影响物质文化及其方向？
第二卷
韦伯在第一卷提出了一个总问题：理念如何在历史中起作用？具象化到本书中即是宗教信仰如何影响经济制度？
第四章
在第四章，韦伯主要论证了新教各分支的禁欲主义思想和它们是如何影响教徒的实际生活的。其中，他主要论证了加尔文宗的宗教思想、禁欲主义和对教徒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加尔文宗是宗教改革中在瑞士兴起的一个教派。他们的神学主要特点是“神恩蒙选”和“预定论”。“神恩蒙选”是说上帝对人的拯救不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而是完全由上帝对人的恩宠决定的；“预定论”是说哪些人能被上帝拯救是很久之前（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被决定了的。在这种教义之下，一个人能否被拯救不由个人在此世的作为决定，个人是不能改变上帝的决定的。而人在此世的一切成就都是为了荣耀神，“上帝不是为了人而存在，相反人是为了上帝才存在。一切造物（当然包括对于加尔文来说确定的事实，那就是只有一小部分人被选择赐予永恒的恩典）都有他们各自的价值，并通过这些价值服务于上帝的荣耀和权威······被选召的基督徒在这世上唯一的任务就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履行上帝的戒律，从而增添上帝的荣耀。与这一目的相一致的是，上帝还要求基督徒们取得社会成就，因为上帝是根据他的戒律来支配社会生活的。基督徒在现世中的社会活动仅仅就是为了‘增添上帝的荣耀’。这一特质因此也存在于群体内为世俗生活服务的天职中。”
但是人们总会疑问，“我是否会得到上帝的拯救呢？”这样就出现了名为“救赎确证”的疑问。加尔文教派对于这种疑问的回应有两种劝告，“一方面是，个人要坚信自己是被选召的，将一切疑惑都看做是魔鬼的诱惑并与之进行斗争，这是每个人绝对的职责所在，因为缺乏自信是对信仰不够虔诚所导致的后果，所以这也就是没有完全蒙恩的后果。”“另一方面是，紧张的世俗活动被视作是获得这种自信最为合适的途径。世俗活动可以驱散关于宗教的疑惧，并给予人们蒙恩的确定性，且只有世俗活动才能扮演这样的角色。”
加尔文教派的神学特征塑造出了一种重视现世的“苦行”方式：“因此有的时候可以这样说，是加尔文教徒自己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救赎，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自己创造了对于救赎的信念。但是这种创造不可能存在于天主教那种为了提高个人的信誉而逐渐地积攒个人善行的过程之中，而是会存在于一个系统化的自我约束之中，在这种约束中时刻都会面临一个无情的选择，那就是要么成为上帝的选民，要么被罚下地狱······加尔文宗的上帝要求他的信徒不仅仅做个别的善行，更是要一辈子行善，而且要把这些善行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种神学观念塑造出笼罩整体社会样式的一套首尾一贯的方法。
所以说，宗教改革的目的可以说是把每一个基督徒都变成苦行的僧侣，使人过一种警醒、自觉而明彻的生活，去除无拘无束、本能的生活，使信徒的生活样式有秩序。韦伯在书中这么说：“起初脱离现世而与世隔绝的基督教禁欲主义，已经掌控了这个先前被它挡在修道院和教会之外的世界。但总体而言，它保留了日常世俗生活中天然的自发特性。现在基督教禁欲主义砰地关上了身后修道院的大门，大步迈入了生活的集市，开始着手将自己的秩序渗透进日常生活中去，并使之成为现世中的一种生活，然而这种生活既不属于现世，也不为现世而存在。”
第五章
韦伯在第五章，例举了一位清教徒的代表：巴克斯特。当时流行的看法是：“财富本身非常危险，它的诱惑永无止境。”而巴克斯特的财富-时间观是：财富本身并不危险，浪费时间是首恶。“他们真实的道德异议在于，拥有财富会使人懈怠，享受财富会使人懒散并沉溺于肉体的享乐，最为重要的是它会使人在追求正直的生活时精神涣散······时光弥足珍贵，虚度一寸光阴就是虚度一寸为上帝的荣耀而效劳的宝贵时辰。”
巴克斯特还劝勉人要刻苦地持续肉体劳动或精神劳动，因为劳动具有双重动机：1.劳动是有效的禁欲手段；2.劳动根本上是神所规定的生活目的本身。“对于那些被清教统一称为不洁生活的诱惑而言，劳动尤其是一种具有特效的抵御手段，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上帝毫无例外地为每个人都设定好了一个天职，人人都应以此为业并辛勤耕耘。”巴克斯特还认为，需要理性的职业劳动，要讲求有系统、有方法；贫穷有损上帝的荣光。
到这里，韦伯就进行到了此书的论证核心。因对《圣经》的不同理解，宗教改革产生的不同教派具有了不同的精神特质。在这其中，新教的许多教派在改革中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现世的态度。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抵制自由享乐，反对奢侈消费，对抗财产的非理性使用；将以致富为终极目的而追求财富视为增加上帝荣光的手段；新的劳动观视世俗劳动为至高的苦行手段。在这些宗教改革对精神特质的影响中，看似不理性的“以获利为生活唯一目的”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产生，通过禁欲的强制节约而导致资本形成。因此，宗教运动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从而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引起了社会的变革。对于这种结果，韦伯曾在第三章这样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于这些改革者来说，宗教改革产生的文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特别是在我们主要研究的方面，是无法预知的，甚至是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这些效果往往与他们预期获得的效果大相径庭，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虽然，宗教的精神特质给予了资本主义初始发展良好的环境，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到此阶段，反而是资本主义精神本身带来了一种比“禁欲主义”更强大的生活方式的约束，每个人都无法逃离。他将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视为一个宏大的“宇宙秩序”，一个牢不可破的“钢铁牢笼”：“清教徒愿意在天职中劳作；而我们现代人只是被迫如此。因为当禁欲主义从修道院的密室中被引入到日常生活中，并且开始主宰世俗的道德观时，它便在庞大的现代经济秩序的体系建构过程中扮演了应有的角色。而这种秩序如今深受机器生产的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制约，这些制约条件以无法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于这一秩序机制中的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那些与经济获利直接相关的人。或许，这种决定权会一直延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那一刻。在巴克斯特的观点中，对于身外财富的关注，只应如同是“披在圣徒肩膀上的一件轻薄斗篷一样，随时可以弃之一旁”。但是命运却注定了这个斗篷将成为一座铁的牢笼。 自从禁欲主义开始改造现世，并且在现世中贯彻它的理念，物质财富便获得了一种控制人生的力量，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力量，并且不断增强直至无法抗拒。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已经逃离了这一铁笼，但有谁知道这是否是最终的结局呢？然而获得全胜的资本主义不再需要禁欲主义的支持了，因为它已经为自己找到了新的根基——机器。”
最后，韦伯忍不住发出了他充满了悲观色彩的论断：“没人知道下一个住进这个铁笼的会是谁，或者在这种巨大发展的尽头是否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先知，抑或那些老旧的理想和观念是否会有一个伟大的新生，而如果这两者都不可能，那么是否会在骚动的妄自尊大中渲染出来一种机械式的麻木，我们同样不得而知。因为对于这种文化发展的终点，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描述：专家们失却了灵魂，纵情声色者丢掉了心肝；而这种空壳人还浮想着自己已经达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文明高度。”
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思考
“专家们失却了灵魂，纵情声色者丢掉了心肝”
“专家们失却了灵魂，纵情声色者丢掉了心肝”是韦伯颇具时代色彩的悲观论断。但是以这一视角来看我们今天的世界，似乎得到了确证。特别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科学工作者失去了中立的立场，或者违背了韦伯提倡的“价值判断无涉”这一原则，甚至成为了资本家违背道德攫取利益的道具。或者说，我们又能怎么期待由各类利益团体资助的科研团体保持中立的态度呢？这一现象和韦伯所说的专家没有灵魂又有什么不同？
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宗教的苦行已经离我们渐渐远去，但是我们又身不由己地生活在这一牢不可破的“钢铁牢笼”之中。纵情享乐的人变得越发麻木，更加肆无忌惮地追求刺激。毒品犯罪等活动竟然可以在某些国家合法地或是半公开地进行，我想韦伯如果在世，一定会对此预言的应证发出悲呼！
然而，所谓文化的终点还并未到来！在这之后等待的是什么呢？我想一定是一种不同以往的“新的精神”，不论这种精神是什么，它一定会带领人类走向一个新的阶段——“专家价值的中立，享乐者追求自我的实现”。
中国为什么没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制度？
韦伯认为，西方之所以能产生中国没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因为有一种“新的精神”帮助。那站在韦伯的视角，我们来看中国为什么没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制度呢？我认为原因有如下几点：
- 贯彻中国历史的儒家思想。自从秦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士人阶级的主流思想。从孔孟到朱熹，一直没能产生很大的变化。而儒家思想本身，就是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利益而被统治者推崇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在这一环境中缺乏生长的土壤，在愈发庞大和稳固的地主阶级面前更是显得弱小。
- 重农贱商的思想。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遵循一套“士农工商”的原则，认为商人处于社会阶级的最下等。统治者认为，重视商业会让农民忘记自己的根本，如果没有人耕种土地，国家就会不稳固。而普通百姓在这一原则的影响下，“读书做官”成为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从事商业被视为不务正业的行为。
- 中国稳固的中央集权制度。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曾经提到，中国过于稳固和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不利于这片土地产生变化。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也有过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况。论其政治环境，与中世纪的欧洲有类似之处。当时各国争相称雄，不同君主不同的思想偏好和宽容度给了各种思想生长的土壤。而在秦朝之后，中国在历史上大多表现为大一统的局面。不论朝代如何更替，这一制度都没有产生较大的变化。从中央政府到地方乡绅，每一个角落都在这一套制度的监控之下，若是产生一点改变都会被皇帝视为民心不稳的前兆，更不用说产生一种“新的精神”了。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我国古代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甚至出现了规模不小的商业活动，但是资产阶级未能成为社会的主流，资本主义未能在中国得到发展的思想因素，已经得到了初步的阐释。
理念如何在历史中起作用？——我们的时代精神
回顾韦伯的主要论题，“理念如何在历史中起作用”，我们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时代需要怎样的时代精神？
《了不起的盖茨比》被评为百年经典的原因，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他揭示了那个时代华美虚荣的美国梦外表下空虚的内心。反观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和一百年前的美国何其相似？人们都在追求权利、金钱、荣誉，将其视为个人价值的实现。当然，追求这些并没有错，只有小家的实现才有国家的兴盛。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需要赋予其一种什么样的时代精神？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严密地论述了“思想”或是“精神”在历史中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精神，才能促进人和社会全面发展呢？在这思想的影响下，文明的终点不会是“专家们失却了灵魂，纵情声色者丢掉了心肝”。这一问题本身并不好解答，我一直相信一位老师说的话：提出问题就是思考本身。韦伯引导我开始思考这一类“大问题”，就是我读此书的最大收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