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和发展中的新结构经济学

摘要： 二战后几十年来，“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等国经济飞速发展，被称为东亚奇迹；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更是引发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关注，被称为“中国奇迹”。但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原理一直没有经济学家能够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本文所关注的林毅夫教授近几年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家在解释中国经济、抽象出发展中国家发展范式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本文希望厘清新结构经济学从哪来？是什么？到何处去？这三个问题，对林毅夫教授的大致生平、研究框架和其他学者的批评等方面进行了介绍。本文尝试探究文化环境、时代背景、人生经历和其他经济学家对林毅夫教授的指导和批评对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思想产生的重要影响。本文第一部分为林毅夫教授的早年经历；第二部分以2011年的论文为主，结合林毅夫教授在其他场合的相关论文和演讲简要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和其他学者的评价；第三部分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未来进行了简单展望。

关键词：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林毅夫早年经历

林毅夫原名林正义，1952年出生于台湾宜兰的一个贫困家庭。幼年时期，父亲林火树常常给他讲《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小说。在父亲的影响下，林正义从小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深受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林正义看到当时落后于世界的中国和腐败的台湾，深受中国士人思想影响的他，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立下鸿鹄之志，认为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这个天下、这个国家有一份责任[1]。

林正义读书期间成绩优异，1971年进入台湾大学农工系农机专业学习，担任学生会主席，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75年，一次军训中，一腔热血的林正义毅然决定放弃台湾大学的学业，投笔从戎，进入陆军军官学校。1978年林正义被派赴金门马山播音站前担任陆军上尉连长，即国军陆军284师851旅步五营第二连连长。期间，因与部队长官同名而改名林正谊。

1979年1月1日，美国总统卡特宣读《中美联合公报》，宣布中美建交，同时美台断交。林正谊认为台湾被祖国统一是必然趋势，台湾几乎已经无路可走，留在台湾，难以实现他的报国理想。林正谊买了一个收音机，夜夜收听大陆的广播，感受着祖国改革开放后的日新月异。同一时期，海峡对岸仅相距2公里的厦门军队不间断地向金门方向广播喊话，鼓励台湾军官“投诚”。一个偶然的机会，林正谊听说十年前有一位排长成功泅水到达了对岸，他暗自下定了决心。1979年5月16日，林正谊下达“演习命令”和“宵禁令”，为自己泅渡海峡创造机会。等到台湾方面发现时，林正谊早已到达了大陆。

来到大陆后，林正谊希望学习经济学以报“经世济民”之志，先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而人大以“来历不明”拒绝了他；后来又来到北京大学，得到时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董文俊教授的赏识，开始接受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教育。后来，在2015年第一届新结构经济学冬令营上，林毅夫承认，自己关于要素禀赋的经济思想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什么是经济基础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没有说。我认为经济基础的基础就是要素禀赋及其结构。马克思主义只是讲到生产方式、生产技术，新结构经济学则进一步研究了生产方式、生产技术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所以，新结构经济学既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2]

1980年，林正谊为了留在台湾的家属和自己的安全，取“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之意，改名为林毅夫。在与家人的书信联系中，林毅夫表达了对于中国未来的积极看法：“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中国应该有更高的成就，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使整个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现在中国从上到下正在实事求是地检讨建国三十年来的经验，从中吸取教训，以便为现代化的中国之建设而努力。自从四人帮倒台以后，整个大陆正在以一个飞跃的速度向前进步，人民充满朝气和信心。我深深地相信，中华民族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而做为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是可以抬头挺胸昂立于世界之上的。”同时再次抒发了他的远大抱负，“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战国时代，秦李冰父子在成都所筑的都江堰。由于都江堰，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而始建迄今已近三千年，但是它还在惠及众生。当我站在江边，听那滔滔的水声，真让我有大丈夫若不像李冰父子为后世子孙千万年之幸福，贡献一己之力量，实有愧此生之叹！”[3]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造访北京大学，因为林毅夫的英语水平在同专业学生中首屈一指，自然担任起了舒尔茨的翻译。一番相处后，舒尔茨十分欣赏林毅夫，便向他提出了去美国攻读博士的邀请，林毅夫几乎未经思考，便直接同意。

舒尔茨在1979年获诺奖的贺辞中谈到：“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农业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许多穷人的经济学。”这与林毅夫研究和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想法不谋而合。1982年，林毅夫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只身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成为了舒尔茨的关门弟子，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在芝加哥大学的求学期间，林毅夫深受芝加哥学派新古典主义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在舒尔茨的指导下对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987年，林毅夫完成了耶鲁大学的博士后研究，放弃了美国大学和世界银行的邀请，再一次毅然回到祖国，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海归经济学博士。对于别人的惋惜，林毅夫教授说：“在美国当然可以当老师也可以在金融机构工作，但从我个人来讲的话，回到国内我内心的满足会大很多，而且国内呢是处在一个快速发展、快速转型时期，如果自己能参与的话，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我想，对我选择回来这是应该讲不需要考虑的事情，必然是要这么做的事情······（这些）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4]

回国后，林毅夫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工作，任副所长；三年后，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0年，林毅夫的论文“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发表，引起了强烈反响；1992年，林毅夫在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论文“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e Growth in China”，成为了一段时间内国际经济学界被同行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一。两篇文章一举奠定了林毅夫在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国际地位。

1994年，林毅夫教授回到母校北京大学，联合易纲、海闻、张维迎、张帆和余明德，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后更名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给学生讲授《中国经济专题》这门课，聚焦于解读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在2008年，林毅夫教授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之前，课程讲义集结成《解读中国经济》一书，可以看出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思想已经初具轮廓。但是林毅夫教授此时以生产函数为切入点，较多地将知识经济和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5]，与后来的思想框架其实仍有一些明显差别。

新结构经济学框架的形成与评价

林毅夫教授称新结构经济学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次思潮，或“发展经济学3.0”。第一次思潮为结构主义：强调结构转变的重要性，并把结构的差异看作市场失灵的结果；主张市场干预，通过进口替代和优先发展现代先进产业促进结构转变。第二次思潮为新自由主义达成的“华盛顿共识”，强调政府失灵，采取非结构性的思路实现经济发展；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和提供经济发展的激励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林毅夫教授认为前两次思潮都失败了，没有做到有效地指导经济。于是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林毅夫教授构思了新结构经济学。

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前世，林毅夫教授的学生，青年新结构经济学家王勇认为，有三本著作不得不提，分别是：1994年，林毅夫、蔡昉、李周三位合著的《中国的奇迹：经济改革与发展战略》；林毅夫教授在2003年发表在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上的文章“Development Strategy, Viabilit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和以2007年在剑桥大学所做的马歇尔讲座为基础，后来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Thought, Strategy and Viability”。[6]

可见新结构经济学并非无中生有或是突发奇想。只是在2008年林毅夫教授出任世行职务后，才真正把视野从中国扩展到了世界范围，不只满足于解读中国经济，而是希望从中抽象出更具一般性的经济理论。新结构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知行合一”和“实事求是”。林毅夫教授在经济学方法论著作《本体与常无》中讲到，新结构经济学主张继承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本体，对于实际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要主张秉持“常无”的心态，不被现有理论羁绊，直面现象，从现实中抽象出经济学的问题[7]。在新古典主义方法论中，包含了林毅夫教授明显的中国传统哲学观。

2011年，林毅夫教授的论文“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发表，他将其视为世界银行任职期间的“毕业论文”。在论文中，他构建了一个新结构经济学的新古典框架，结合论文内容和一些相关演讲，将要点总结如下[8][9][10]：

1. 要素禀赋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还有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新结构经济学强调资本劳动比的动态变化。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在每个时点上是给定不变的，但是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一个经济体的产业、技术结构内生于整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也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每一种产业结构都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
2. 经济发展阶段并非仅有“穷”和“富”，是一条连续的路径。发展中国家改革的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改善的目标，未必是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状况。
3. 经济发展要求经济不断地从现有产业向新的、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业扩展，从而实现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向资本更密集产业的升级，需要先升级其要素禀赋结构，要求资本积累速度高于劳动力增长速度。产业升级和产业多样化的过程增加了企业风险：技术创新风险、产品创新风险和管理才能风险。不同发展阶段，三者重要性不同。当企业所选择的产业和技术都与经济体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符时，经济将会有竞争力。
4. 市场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基本机制。竞争性市场的价格机制能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促使企业自发进入和选择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和技术。
5. 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改善有很大的外部性，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为了给产业升级降低交易成本，需要教育、金融、法律和硬件基础设施方面同时做出相应改 进，政府还需要对先驱企业产生的信息外部性进行补偿。

新结构经济学这一概念和内涵一出世就激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讨论。尽管林毅夫教授论文里用一个章节说明了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但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所的国际经济学教授、斯坦福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安妮·克鲁格教授直指林毅夫教授的部分观点没有任何新意[11]。而对于其他方面，安妮·克鲁格教授也指出：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似乎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关于扩张，而忽略了农村地区劳动力（和土地）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性。

而克鲁格教授指出的另一点：特殊产业该如何确定？林毅夫教授在2011年的另一篇论文《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中给出了回应。在《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这篇论文，林毅夫教授和蒙加提出了一个清晰明确的两轨六步法[12]，希望解决产业甄别的问题。对于这一方法不同学者也表达了不同观点。阿莫亚科表示两轨六步法将是一个实际的有用指南；而一些其他学者例如霍华德·帕克认为“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部分原因是较富裕国家的经济结构可能是扭曲性政策的结果”。不过，最具价值的一点评论来自于爱丽丝·阿姆斯登，她认为“如果产业政策应用于海外投资和劳动技能的引进，林毅夫和蒙加的模型可以得到加强”，这一观点扩展了林毅夫教授后来对新结构经济学人力资本方向的研究。[13]

虽然，林毅夫教授同时强调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但是“有为政府”这一说法在中国总是引发更多争议。林毅夫教授被媒体误解为“官派”经济学家，新结构经济学则被认为是用来无限制扩大政府权力的工具，不少学者对此表示担心，有学者甚至提醒林毅夫教授不要滑入政治的深渊。复旦大学教授韦森从寻租和经济扭曲方面提出质疑：“如何避免这些国家最高领导人及其家族乃至整个政府官僚阶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腐败寻租行为？这难道不应成为毅夫未来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建构和发展所须应考量的政治与法律制度问题？”[14] 在政府能力方面，韦森教授也表示怀疑：“在对本国和本地区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有市场增长潜力的产品和行业和未来各行业的发展前景判断方面，乃自在各企业本身的竞争力和产业升级的战略选择方面，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就一定比在生产和贸易第一线的企业和企业家更高明？知识更全面？判断更准确？甄别更确当？指导意见更合宜？”[15]而北京天则研究所的张曙光对林毅夫教授假定的“好人政府”表示怀疑，认为缺少一个好的激励机制，促使政府官员同时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和社会效益最大化。[16]这些批评，就像是林毅夫教授和张维迎教授多年来的产业政策之争一样，大多可以认为是意识形态之争大于学术观点之争[17]，但是仍使林毅夫教授不得不思考如何在保证政府“有为”的情况下，控制随时可能膨胀的政府权力。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余永定认为“要素禀赋说适用于一个没有摩擦的大同世界。但很难应用于民族国家林立，弱肉强食的现实世界”[18]，可惜这一批评似乎适用于现在大多数的主流经济学说。这些教授的其他观点也促进了林毅夫教授对于“最优金融结构”的进一步研究。

林毅夫和新结构经济学的未来

从世界银行回国后，林毅夫教授就一直致力于宣传新结构经济学，希望有更多的青年经济学家参与这一领域研究。2015年12月14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2017年更名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院，现已成为国内新结构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基地，青年学者王勇、付才辉等人纷纷加入林毅夫教授的团队。“超越凯恩斯主义”等新结构经济学观点逐渐被国际经济学界认可和提倡[19]，新结构经济学的影响力也在在不断扩大。

不可否定的是，新结构经济学仍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王勇承认，对新结构经济学中的产业政策的讨论主要还是应然分析，而忽略了实然分析；“有为政府”的含义需要同时借鉴与引入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范畴，不仅要讨论如何纠正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还要直面讨论如何纠正政府失灵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目前也许在这一方面的理论准备还不够充分。 林毅夫教授也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新结构经济学新的研究方向除制造业外，可以扩展到农业；除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外，可扩展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此外新结构经济学还需要比较严谨的数学模型和实证检验。[20]

林毅夫教授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家中的乐观派，他总是相信中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仍可以保持中高速增长，更是认为“中国崩溃论”是无稽之谈。但是他并非没有忧患意识，他一直倡导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谨慎开放资本账户，避免受到外国成熟金融资本的冲击。

最后，不论其他学者或是媒体公众对他的学说有何种看法或是偏见，都会从内心欣赏和崇敬林教授高山仰止一般的品德和家国情怀，这是中国人的品格。在《繁荣的求索》一书中，林毅夫解释道：“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应该像李冰一样，为自己所生活的那片热土做一些促进繁荣、惠及千秋万代之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像王阳明一样，拥有独立思考和知行合一的能力，并且即使在逆境之中也要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奋斗。这些努力为人生目标赋予了良好的意义。”[21] 我想，这正是林毅夫教授的“有为”之精神、“有为”之人生的体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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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郑东阳. 《林毅夫——跌宕人生路》[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

[2] 林毅夫, 付才辉, 王勇. 《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44

[3] 林毅夫. 台湾人也要做中国的主人——1980年给表兄李建兴的信[J]. 视野, 2010(24):16-17.

[4] 郑东阳. 《林毅夫——跌宕人生路》[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

[5] 林毅夫. 《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9-20

[6] 王勇. 《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4-6

[7] 林毅夫. 《本体与常无》[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10

[8] Justin YifuLi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11) 26(2): 193-22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9: 77-105

[10] 林毅夫, 付才辉, 王勇. 《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7-69

[11]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9: 45-49

[12]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9: 133-168

[13]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9: 169-202

[14] 韦森.探寻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与未来道路——评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J].经济学(季刊),2013,12(03):1051-1074.

[15] 韦森.探寻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与未来道路——评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J].经济学(季刊),2013,12(03):1051-1074.

[16] 张曙光.市场主导与政府诱导——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J].经济学(季刊),2013,12(03):1079-1084.

[17] 江飞涛,李晓萍.产业政策中的市场与政府——从林毅夫与张维迎产业政策之争说起[J].财经问题研究,2018(01):33-42.

[18] 余永定.发展经济学的重构——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J].经济学(季刊),2013,12(03):1075-1078.

[19] 林毅夫, 付才辉, 王勇. 《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7-69

[20] 林毅夫, 付才辉, 王勇. 《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7-69

[21] 林毅夫.《繁荣的求索》[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17